每经网主持人:
吕鸿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各位来到《中国未来经济展望与金融改革》上海交大安泰EMBA管理论坛深圳站的现场。今天的活动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和《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共同主办的。
刚刚过去的2011年,不管是股市、楼市还是实业都是挺艰难的一年,到了2012年日子会比2011年好过吗?2011年对世界经济而言是动荡的一年,从日本地震核泄漏到欧债危机急速蔓延,纷纷扰扰的“黑色”事件加上资本市场近年来的积弱态势促成了A股的“熊态毕露”。2012年经济更加复杂多变,面对全球经济放缓,中国经济增长告别“保八”时代,作为最困难的一年和最有希望的一年,2012年的经济将走向何方?今天的论坛将围绕“中国未来经济展望与金融改革”的主题,共同探讨2012年的宏观经济形势,解答经济、改革、民生和产业发展等热点问题。
首先请容许我简短的介绍一下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作为2002年7月首批获准开办EMBA教育的院校之一,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EMBA秉承上海交通大学“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的精神,以“贡献管理智慧,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有德的领导者”为使命,着力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战略性思维、卓越领导力和有社会责任感”的领导者。《每日经济新闻》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注成立的一张全国公开发行的综合类财经日报。也是全国三大综合类财经日报之一。创刊于2004年,从上海出发走向全球,日均发行量为60万份!一系列独家、首发的重磅财经新闻在经济界、金融界、产业界、投资界都是影响深远。
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出席本次论坛的领导和嘉宾。首先要介绍的是今天的主讲嘉宾,他们是: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欢迎茅老!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先生,欢迎周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女士,欢迎潘教授!
每经网主持人:
今天论坛我们主要以主题演讲和圆桌论坛的方式来进行,专家主题讲完之后,我们特别有开放式的圆桌论坛,除了论坛主持人对话嘉宾外,也留有时间给在座的来宾观众现场提问,不能到场的观众微博提问,与专家互动。所以诸位在听取专家演讲的时候,都可以做好准备,把问题写在纸条上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由圆桌论坛的主持人与对话嘉宾来解答。
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出席本次论坛的主办方其他领导,他们分别是:
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EMBA项目主任——任建标先生;
上海交大EMBA广东校友会会长、深圳市华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泉先生;
协办方:汉鼎咨询执行董事——王叁寿先生,欢迎你们的到来!
今天的论坛是深圳经济学术界的群英会,参加论坛的包括政府、金融界、企业界和传媒界等等在内的各界代表,还有《每日经济新闻》报社的读者朋友们,在此,我谨代表主办方欢迎各位的光临!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致辞。掌声有请周院长!
每经网主持人:
周林: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校友,大家下午好!
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担任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以后,第一次能够以院长的身份来到深圳,看到各位校友,非常的高兴。在座知道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先锋,也是一个窗口,在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开放进程当中,深圳是最早实施了改革开放的一个城市,给全国各省市、各地都起了一个先锋和模范的作用。而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史当中有一段比较不确定的时候,又是邓小平先生在1992年南巡来到深圳,重新点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引擎。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深圳,大家聚在一起,重温我们国家30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展望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
下面我想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历史,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今天也是我非常高兴的看到茅于轼老师来参加论坛。其实茅于轼老师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友,当然他自己可能不是学管理的,但是茅于轼老师的伯父是对交通大学的经济与管理教育有着很重要的贡献,茅于轼老师的伯父是谁?大家知道吗?茅以升,是中国桥梁的专家,曾经多次担任唐山交大的校长,没有机会担任上海交大的校长,很可惜。但是上海交大的管理教育还是得到了茅以升先生的大力支持。所以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在上海交大的经济管理学科的历史,在座可能认为在中国经济管理教育发展比较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交通大学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传统的工科学校,但实际上不然。从1952年到1978年当中,因为我们国家的院系调整,上海交通大学主要是一个工科的学校,但是在历史上交大有着非常深厚的在管理校友方面的历程。
上海交通大学的建立是1896年,当时是南洋工学,这是全中国第二大的学校。然后在1903年,向朝廷申请开办了南洋工学,那是1896年,在1903年又向朝廷申请开办南洋高等学校,在1918年上海交通大学就成立了铁路管理学科。在1928年成立了铁路管理学院,这是从中国所有的高校是有管理学院是第一家。1929年,当时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是孙科,孙科是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当然实际管理事务的是(李兆环)先生,在他主持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学生推荐,包括茅以升前辈的推荐,当时就聘请了一位(钟伟成)先生成为当时的铁路管理学院的院长,这是在1929年。在这之后,钟先生担任了多年的管理学院的院长。当然(李兆怀)先生是当年的交大院长,它具有纽约大学的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还有宾州法尼亚大学的政法学硕士,是有四个国际学位回国来办学,他是大力支持交大铁路管理学科,后来是管理学科的发展。在1930年,国民党政府里的工商部长是孔祥熙,当时就发起成立了中国工商管理协会以及科学管理的研究会,然后交大的(李兆环)先生和钟先生都非常活跃,而且他们也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所以在1931年,他们就打报告要把铁路管理更加托管到全面的管理,要求成立一个科学管理学院。最后铁道部发下来的函,答应请求去掉了铁路,也去掉了科学,就成为了管理学院。所以1931年交大就成立了管理学院,下面一共有铁道管理、实业管理、财务管理、公务管理这四个学科。
当时学院的成立真是首创,李校长曾经讲过,本校管理学院的创立,在中国、在亚洲都属于创举。一直到1949年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当中,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学院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的管理学院。刚才茅于轼老师跟我说,交大当时三大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和管理学院,所以管理学院在交大有非常优秀的传统。当1934年美国沃顿商学院的院长访问中国以后,他就看了交大感到非常震惊,希望交大能够派学生到沃顿商学院去进行学习。交大的教授和学生当中有很多知名的学者和企业家,也包括政治家,我不多举,第一个是马寅初,曾经是北大的校长,但是在他成为北大的校长以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的教授。在学生当中有一个董明珠。所以交大的管理教育是从1918年就开始,1931年到1951年一直是在中国最为领先的管理学教育,而且到了1951年和1971年之间,因为国家关于计划体制来办教育,才使得交大的管理学科在这一段时间中没有得到发展,是处于停顿的状态。
到了今天,交大从1979年又开始重新设立了工业管理工程系,恢复了管理教育。在1996年,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安泰国际学院又出资,然后把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学院冠名为安泰管理学院。到了2006年,因为我们除了强调管理以外,学院也是按照学校的要求要大力发展经济学科,所以到2006年我们的学院变成今天的名字,叫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这个故事讲得比较长,我不多讲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学院在国际、国内都是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们在国际上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包括加州大学,包括UBC等等,我们有很多合作项目。2008年到现在,我们又积极的参加参与国际国际顶级商学院的认证活动,我们先后获得了三家国际顶级商学院认证的资格,而且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具有这三个国际认证的商学院,中欧只有2个,清华只有2个,复旦也只有2个,北大光华只有1个,而上海交大是唯一一个获得3家认证的。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安泰的历史和安泰的现状,所以使大家可以了解到,尤其是在深圳,在广东的各位人士,能够了解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历史。当然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在座各位重新在2008年经济开始走向低迷的时候,怎么样来前瞻中国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的加深和加快,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我们经济的发展,作为企业家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战略。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在一起探讨。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的EMBA将依托我们学院的实力,以贡献管理智慧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有德的领导作为使命,能够积极努力的塑造具有全球化视野,具有战略性思维,卓越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领导人才。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种精神、把这份使命、把这个目标和更多的有志者分享,这也是我们这次能够走进深圳举办交大安泰EMBA管理论坛的初衷。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各位一起分享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现状看法,以及对于未来的预测。希望在对话的环节能够和大家一起互动,最后让我们的思想能够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谢谢大家!
每经网主持人:
吕鸿涛:谢谢周院长,下面接下来掌声有请上海交大EMBA广东校友会会长、深圳市华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泉先生致辞!
欧阳泉:尊敬的茅于轼教授,尊敬的周院长,尊敬的潘英丽教授,尊敬的各位校友,各位嘉宾,大家好!
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迷人的香格里拉大酒店精英聚集,专家云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著名的经济学者周林教授、潘英丽教授,他们将以敏捷的视野、独到的见解为我们奉献上一顿美味的饕餮大餐。在此,我以广东校友会向本次举办论坛的主办方上海交通大学以及演讲嘉宾致以衷心的感谢!向各位企业家、朋友们以及校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虽然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等压力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举办以中国未来经济展望与全球的金融改革为主题的高峰论坛,作用重大、意义深远。这次论坛是商、学两届对接的平台,也是探讨高端话题的盛会,是高屋建瓴智慧的传递,也是对全球经济的分析、预测和展望。通过论坛交流将增进我们的友谊,分享我们的资源,取缔我们的智慧,能承办这样的盛会是我们的荣幸和骄傲。所以我们校友会已经承办了多次的论坛,每次论坛传递的都是世界最前沿的理论知识,传递的是饮水思源的文化,同时我们也深深的感觉到责任。母校既是对我们的关注,也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虽然不能时时相聚在一起,相聚在我校的校园,但是校友会同样把我们的关系、情感和友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校友会是我们校友感情的纽带、精神的家园,希望广大校友一如既往的关注校友会,继续参与校友会的活动,我们相信有学校作为我们坚强的后盾和校友们参与的热情,还有智慧的碰撞,上海交大一定会更加昌隆,一定会有非常辉煌的明天!
最后,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每经网主持人:
吕鸿涛:谢谢欧阳先生的精彩致辞。下面进入论坛的第一个重要环节——主题演讲,刚才周院长帮我们详细介绍了上海交大的历史沿袭,今天第一位演讲嘉宾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先生,周院长1989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香港城市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任教。2006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当选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院校的学者。下面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有请周林教授!
周林:各位先生、女士,不好意思,其实今天大家来都是听茅于轼老师讲的,我就尽量讲快一些,把时间留给大家,留给大家听茅老师的演讲。我想给大家讲一下中国的经济展望,中国经济会有很多的问题,在30年改革开放当中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今天还是想给大家一个更加正面的信息,中国经济即使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总的趋势怎么样。
中国经济有两大关键,一个是发展,一个是要转变。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从发展来说,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GDP的增长差不多是达到10%。这样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中国崛起,中国今天能够在世界上占有应得的地位的一个基础,所以这是判断中国经济最主要的一点。相对来说我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乐观,很多在国外工作学习很多年的学者,或者是在业界的人士,现在都纷纷回到国内来,当然也有国内的企业家移民往外走,实际上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取得了非常令人骄傲的成绩。
未来是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如此高的发展速度?这可能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至少从历史发展到现在来看,中国的增长肯定是会继续的,速度会放慢一些,但总的还必须要增长。即使是放慢,从国家放出来的声音是从“保八”变成7.5%,你看“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是7%。但即使是达到7%,跟世界其他国家横向的比、纵向的比,跟历史上来比,这还是一个非常令人骄傲的高速增长,所以即使达到7%也不应该有特别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下一步的两大目标,第一是关心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能够成为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下一步当然就是超越美国了。看上去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要多久?这是我们在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二是看中国是否有可能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阱,很多国家在历史上进入了中等收入的经济体以后,它就慢慢停滞了,最近四行的报告,从1960年,当时全世界有100多中等收入的国家,50年之后到现在只有10多个国家是成为了高收入的经济体,大多数的国家还继续是中等收入,有些甚至是降到了低收入群。当然这10多个成功的经济体,当中5个经济体是在亚洲,包括日本、南韩、香港、新加坡和台湾。所以中等陷阱从全球范围内来说,要能够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飞跃,100多个国家当中只有10几个国家,差不多10%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国家,但是在亚洲成功的还是很令人鼓舞的。刚才这五个亚洲经济体都是成功的进入了高收入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希望肯定还是有的。
如果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先看一下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这个数据没有来得及更新,差不多是从1978年到2009年这30年当中,我分了几列。第一列是中国的经济在1979年的一些基本情况;第二列是改革30年以后,到2009年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数据;第三列主要是关于增长的速度。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你看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9.9%,所以四舍五入是10%。但另一方面,我们关心一下中国的不同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78年第二产业是占整个经济比例的47.9%,而第一产业农业占了28.2%,第三产业服务业只占23.9%,所以制造业在1978年占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比例是最大的,其次是农业,再其次是服务业。30年以后,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总比例基本上保持不变,47.9%到46.3%,但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产业从占比例23.9%到43.4%,而第一产业农业从28.2%降低到了10.3%。所以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产业之间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计算一下发展速度,农业平均每年增长速度都是4.6%,而制造业是11.4%,服务业是11%,发展最快的还是制造业。这和中国的现状很吻合,中国的确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所以制造业比其他发展速度来得快,甚至比第三产业发展还来得快。
但是看了这个数据,大家可能有一些疑问。既然制造业第二产业是发展得比第三产业还快的话,为什么它在国民经济当中的比例相对来说还变低了?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比例会占得非常高,甚至于都要逼近制造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每经网主持人:
周林:我们在计算增长速度的时候用了不变价格,没有考虑价格的因素。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产出价格增长远远比制造业的产品价格增长来得快。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现在看一场电影是多少钱?在上海差不多首映是50块、60块一张电影票,30年以前可能是5分钱一张票。所以一场电影,放电影的次数没有增加,但是放电影的价格从5分钱增长到50块钱,实际上增长了一千倍。你看制造业的产品价格,一台电视机,当然质量是不一样的,但是电视机可能在30年以前是一千块钱一台,现在也就差不多是三千、四千块钱,如果买到当年质量的电视机就更加便宜了。所以虽然制造业增长的速度是最快的,但是它的价格增长远远要低于服务业价格的增长。所以制造业生长最快,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结构,服务业就赶上来了,它实际的增长用不变价格来计算是增长得比较慢,但是它的价格增长是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制造业的产品价格增长。所以第三产业的比例就越来越大。
其实这个趋势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经常在谈到了发达国家以后,制造业的比例就小,而第三产业比例就很大。各种各样的因素,结构性是一个因素,但仅仅是物价这一件事情就可以解释它为什么在国民经济当中的比重增加了很多。从就业人口来看变化的趋势也是一样,当然这个变化趋势可能更加厉害,第二产业制造业在1978年的产业工人有17.3%,75%的是农民,在农业里,更少的是在第三产业。到了今天,制造业的工人增加了,农民进厂做工人的更多了,更多的农民变成工人了。但是更多的农民变成在服务业工作,在第三产业工作,而农民虽然占的比例最大,但比过去70%相比降到了38.1%。
再看人均产出生产率,农业在历史上是生产最低的,所以人均产出中,大量农业就业人口产值很低,每人是363元,这是在1978年。第二产业制造业的产值是最高的,人均产值2513,而第三产业的人均产值是1783元。到了2009年,第一产业农业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但是物价也提高了,务农人均产出的GDP是11857,制造业是产值最高的72698元,第三产业相对比较低一些,平均是55498元。所以人均产值的变化基本上顺序还都是一样的,第二产业因为是制造业,它有大量的机器在投入,所以它的人均产值是比其他的产业都要来得高。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了30年大致的图象。
往前走的话,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可以超过美国?在2002年,雷曼兄弟在中国发布了一个调研报告,叫做《中国:洞悉经济市况,掌握无限商机》,当时对中国经济预测最为大胆的雷曼兄弟,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总量在2030年会超过日本。当然我们知道雷曼兄弟自己都预测不了自己,所以预测中国肯定是不准的。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大概是美国经济总量的40%,美国约15万亿美元,中国约6万亿美元。中国30年名义GDP的增长,刚才讲的GDP增长都是按照标准的算法,不变价格,把价格因素刨掉了。如果看名义GDP,把价格增长因素也包括进去,其实中国名义经济30年的增长率是16.3%,美国在同期名义GDP增长率是6.1%。所以如果按刚才的表外推的话,这两个增长率都不变,中国在202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了。但这个计算还没有把2011年的数据补充进去。所以我做了2011年的补充,2011年中国经济名义增长是17%,虽然去年增长9%多,但是这是刨去了物价因素,如果把物价因素也摆进去,中国经济增长是17%。另外,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增值是6%,从6.7%到6.3%。如果按照美元来计算,中国名义GDP的增长在去年增长了23%,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目。美国的2011年同期GDP增长只有3%,所以你看中国赶超美国的话,去过一年赶超美国有20%。中国GDP是6万亿是在2011年,2010年是7.3亿,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40%,而去年201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差不多是美国的50%。我们人均GDP从2010年的4千美元增加到了去年2011年的5千美元。所以中国赶超美国的速度一年是20%,假定这个态势不变的话,4年以后,2015年中国经济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所以中国的发展,虽然大家都说2011年很困难,2010年也很困难,中国困难,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更困难,美国更困难。
每经网主持人:
周林:我们相对美国的增长,去年一年就是20%,美国去年的GDP大概是15亿多一些,增加了没有多少,中国已经达到7.3万亿。20%在这四年之后,马上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中国的增长比我们过去想象的预测要快很多,当然这是假定中国和美国的相对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不变,而中国的汇率还是不断的稳健在升值,每年要升5%、6%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
另一方面,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结构,还会看到一些问题。还是从经济结构比较来看,第一列是中国数字,第二列是美国的数字。首先看产值GDP,中国的GDP农业是占10.3%,美国经济的农业只占1.1%,对于经济来说美国的农业实际上很少,虽然美国有很多贸易摩擦,特别是关于农产品有贸易摩擦,倾销到全世界各地去,但实际上美国的农业对总体经济影响是很小的,一共是1.1%。第二产业是制造业,中国是最大的,46.3%,美国只有22%,美国经济都空心化了,制造业越来越少,大多数都跑到中国了。第三产业是服务产业,中国只有不到50%,还低于第二产业,而美国的经济是77%,从它的GDP产值上来说是服务业。
就业的构成,中国还是38.1%在从事农业,而美国只有2%的人口在从事农业。中国有27.8%的人口在从事制造业,美国只有15.6%的人口,中国34.1%的人口在服务业,而美国有82.4%,5个人里面有4个人是在从事各类服务业的,金融服务、创新服务等。第二产业,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劳动的生产力都是最高的。再看一下人均产值,第二产业即使在美国也是最高的,它有15.6%的人口创造了22%的产值,而第三产业人口比例要比创造产值比例低。所以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是最高的。第三产业其次,第一产业传统的农业是最低的。
问题是第二产业之所以劳动生产率高,它是依赖于大量的资本,依赖于大量的投入。所以第二产业之所以劳动生产率高是靠高能耗、高污染、高资本。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和美国比较,关于能源,中国有很多的问题,这里我只谈一个问题,中国未来的能源问题,中国2010年消耗了22亿5千万吨石油的油当量能源。而美国2010年消耗21亿7千万吨石油的油当量能源,已经是低于中国了。中国的政治家和有些学者也说这是不对的,但是差异也没有多少,基本上差不多。如果按照消耗、能耗,美国按照平均的人口来算的话,美国要多的,因为中国的人口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另一方面,单位GDP的能耗,中国是美国的2.5倍,因为中国的经济只有它的40%,要消耗几乎相当的能源。所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可以说美国更浪费能源,他们人均的能源消耗是我们的4倍,我们的人均能耗只是它的2.5倍。但如果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要生产相同价值的GDP的时候,我们的能耗是美国的2.5倍。因为我们的GDP关键都是在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是创造GDP最重要的,而制造业消耗很多的能量。中国第二产业的能耗占总能耗的70%以上,虽然我们的GDP只有46.7%,但是对能源的消耗占70%,美国只占到总能耗不到30%。
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变,单位能耗也不改变的话,如果我们中国继续这样发展,要达到世界第一,对于能源的总量要增加30%,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那么多的能源能够支撑中国按照现在的产业结构继续发展下去,继续发展到成为跟美国一样大的经济实体?如果结构不改变的话,刚才推算出来的来看,世界总的能源供应增加30%,这有没有可能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刚才讲了发展很快,可能能赶上美国,但是要发展的话必须要改变。要改变的东西很多,可能要政企改革、产业结构的改革、生产方式的改革,要除去和消费之间的改革等等,很多方向都要变。我只按照关于能源、能耗的指标来看,要看产业结构必须要改变。“十二五”规划当中有一个指标,单位GDP的能耗要降低16%,要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只靠第二产业制造业本身技术的进步,是不容易做到的。其实中国有些制造业在工艺水平上已经是最先进的,但它的确是消耗能量多,所以只靠制造业技术改造也是不行的,因为技术进步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空间。如果把单位GDP能耗降低的话,必须要调整产业结构,让第三产业发展得更快。而第三产业相对于能源的需求是比较低的,所以你可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单位GDP的能耗。
第三产业到底发展有多快?“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是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要提高4个百分点,看上去比较容易,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看看历史,在十五规划期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只增加了1.5个百分点,十一五规划五年里面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只增加3个百分点。所以要提高4个百分点的话,相当于是前10年的变化总和,1.5+3。这个事情是要做的,但是是有难度的。
在十一五规划实现了降低单位GDP能耗19.1%,所以最终的总能耗是增加了46.4%。如果“十二五”规划经济增长速度不变,在十二五规划结束后总能耗将增加50%。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国家,不可否认的,原油各方面能源市场的价格上涨,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下一个“十二五”规划还按照这样走下去,能耗再增加50%的话,油价、煤价大概就会变成天价。所以发展的方式必须要改变。
一个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目标可能还不够,我们还能发展得更快一些。“十二五”规划经济发展速度可能要减速减下来,“十二五”规划是7%,第一年结果还达到了9%以上,今年到底是多少?有人说8.5%,我们总理说是7.5%。即使是7.5%,比“十二五”规划的7%还是要高。能不能降低?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在中国,如果GDP降低,前面对于中国经济很乐观的预测会有什么变化?如果GDP降低了7%以后,名义GDP的增长率会降到13%,因为还有物价因素的关系。而美国的名义GDP增长如果还能够保证在6%的情况之下,中国经济总量就要到2024年才能够超过美国。当然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悲观的,降低到7%,而美国还能够增长得比较快,因为美国去年已经3%了。所以基于把中国经济速度降下来,降到7%,而把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现在水平之上的话,中国可能要到2024年才能够超过美国。这是对中国经济悲观的预测。
当然早几年完成,一个是最乐观的是2015年就可以超过美国,最悲观的是2024年才超过美国。对于中国的政治,对于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点是就业,多年来我们一直讨论中国经济不能够放慢速度,因为放慢速度对于就业就会造成很大的压力,这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增长速度降低到7%以后,会不会有就业的压力?在经济转型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和就业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就比较缓和了,不是矛盾那么大了。
罗奇先生是摩根斯坦利的美国经济学家,他曾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因为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加劳动密集型,它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传统服务业的餐饮业、洗脚,其实就是用人,它可以吸收很多的劳动力,并不需要有多少资本的投入。第三产业经济增长7%的话,和第二产业增长10%的时候可以吸收差不多同样的劳动就业人口。你算一下,中国第二产业人均产出为72698元,第三产业的人均产出为55498元,你把这两个除一除是得到1.31。所以给定同样的经济增长,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多吸收31%的就业人口。如果经济增长是发生在第三产业,即使慢一点也不要紧,因为它至少从就业上可以同样在7%增长速度的时候,和第二产业制造业增长要达到10%的时候,所能够吸收的就业人口是一样的。
所以,经济速度如果放慢,放到7%,但是经济增长大多数是发生在第三产业里,关于就业的担心就可以得到缓解了。所以服务业的发展,大家都在讨论要多发展现代服务业,多发展金融服务业,当然这是应该的。但另一方面,服务业对于就业来说最好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如果你仔细看“十二五”规划,这也是在“十二五”规划里写好的,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因为中国还是有一个就业人口的问题。所以如果下一步的发展速度放慢一些,但是朝着服务业发展的方向来进行精细的转型,服务业发展快,帮助我们节能,帮助我们减低排放,减低污染,减低碳排放,同时也可以保证我们相对有一个高就业,不至于在就业方面有很大的压力。
总的结论,第一是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下去,即使碰到各种各样的发展当中的问题,中国经济还是有希望在5到15年之内超过美国,最快的是5年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头脑比较清醒一些,看到中国潜在的问题,包括在能源消耗和污染方面碰到的问题,可能速度会放慢一些。即使再慢,最悲观的估计是2024年,12年之内能够超过美国,到时候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经济实体了。
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要进行转型,在一、二、三产业的经济结构上还是要有更快的转变。“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的期间,这10年当中第三产业的增长比重增长了14.5%,这个增长比较慢,还要加快。让服务业发展更快的话,我们同时还可以降低对于能源消耗的需求。中国对于能源消耗需求是引起了世界上很大的争议,我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最后我们和美国一起去的,而当时支持我们中国的第三世界的国家都离开我们了,因为我们中国要保增长,中国制造业还要有大量的能耗,使得我们的政治立场也有很大的转变。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反思一下,把经济的结构调整过来,我们对于能耗的需求就会低很多,这也会帮助我们改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看法。所以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第三,除了第三产业发展能够减轻对于能耗的需求,还有一点是可以减轻GDP发展减速和就业之间的矛盾。中国一直是担心如果发展慢了,就会造成失业人口增多,就会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所以如果经济向第三产业来进行投入,第三产业不断发展的话,因为第三产业可以吸收更多的就业人口,结构的转变也会减低对于失业造成的影响。所以不断使得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发展,在政治上也不至于带来更多的动乱。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对于能源需求的减低,对于就业压力的减低,也都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把这个转变做好了,经济发展慢一些了,我们中国还是可以很稳定的经济增长,而在5—15年之内能够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经济实体。
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谢谢大家!
每经网主持人: 吕鸿涛:感谢周院长关于宏观经济的对比,关于中国和美国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对比,也再一次为大家重新树立了信心,在未来无论发展的速度快还是慢,我们终究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包括经济结构转型等等方面的任务。在聆听完周院长的演讲之后,接下来请出第二位演讲嘉宾。 下面有请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教授。潘教授是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运集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讲授《商业银行管理》、《金融工程学》等课程。她将为我们分享的内容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轨迹与未来趋向。掌声有请潘教授!潘英丽:今天很高兴来深圳做演讲,我要讲的题目其实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30年的关系。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30周年。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通常对于前30年不是特别的肯定,而对于后30年伟大的成就是讨论得比较多。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认为后30年的成就其实是前30年的一些重要的政策所奠定的。所以前30年的一些政策影响到今天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走向是内生性的。我想讲三个问题:一个是现行的发展模式有三大支柱,怎么形成的;第二是现在我们的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一个是内部矛盾的激化,一个是涉外风险的加大;第三是对后30年做一个展望,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怎么转型。 我的基本思路是感觉50年代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对后来30年的发展具有基本的基础性的作用。一个是50年代初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和1979年开始推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两个政策奠定了今天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既解决了廉价劳动力的工具,同时也带来了今天的高储蓄,这种高储蓄为我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资本,这是人口政策对当今的影响。 第二个政策是从1959年到1985年采取的农产品收购政策,这个政策主要体现的是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当时是把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压到最低,同时向农民出售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尽可能高,实际上是把农村的剩余产品、剩余价值转移到工业当中来。有一段专家研究,从农民身上拿走的资金大概是8千亿。而同期,固定资产的投资是7600多亿。50年代以来整个工业化的第一桶金是从农民身上获得的。这样一个政策对今天的影响是什么呢?它带来了后30年城乡之间比较严重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很严重,但是它成了高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怎么来理解?比如农民工的工资并不是说企业要给他定一个非常低的工资,而是他的工资是由农民的平均收入加上城市的额外生活成本决定的。所以当农村收入水平特别低的时候,它就为中国的劳动力非常廉价创造了一个条件,这也是中国在后30年当中吸引外资的一个最大的吸引力,外资到中国来投资,他们说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两大优势,一个是巨量的廉价劳动力,第二是巨大的国内市场。第二,因为农村收入特别低,所以很庞大的70%左右的农村人口没有太多的消费,它就制约了中国的消费水平或者国内市场的开发,这就为后30年的发展模式,也就是为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奠定了合理性,投资拉动有它的内在合理性和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强化了工业化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同时也强化了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2008年,农民的消费只占总销售的1/4,仅仅相当于GDP的8.8%。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投资拉动,这是前30年就奠定的发展模式。在后30年得到了延续。其实前30年和后30年唯一的不同就是前30年经济增长总要靠中央政府,最大的推动力是中央政府,后30年地方政府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发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主要体现在廉价的土地资源和环境的廉价投入。所以中国60年的经济增长,或者说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它的三大支柱就是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本和廉价的资源与环境巨大的投入拉动增长。 关于廉价资本的投入,我重点讲一下金融的问题。从前60年来看,工业化的廉价资本的筹集方式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1953年到1985年是剥夺农民为工业化提供了第一桶金;第二个阶段,资金的筹措是1979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资金的来源有一个非常好的来源就是货币化利益。1979年M2占GDP25%,国民经济当中有3/4是不使用货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大量印钞票,然后给财政部花或者是去做投资,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就是货币化的发行利益,它在大量投放货币的时候不会引起通胀。这个货币化利益大概也是8千亿左右,有学者测算大概相当于每年GDP的5%,最高的一年是1993年,世界银行计算货币化利益大概相当于当年GDP的11%。这是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源,这是皆大欢喜,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大家都从货币化利益当中得益了。第三个阶段是1993年到上世纪末,这个阶段主要是发挥了银行功能的财政化,80年代劳动收入是大幅度增长的,我的印象是平均每年增长16%左右,所以80年代出现了常富于民的情况。最低的一年是1997年,财政收入占GDP下降到10.7%。在这个阶段,一些海外的学者给中央提供了很好的建议,说你可以通过高利率把居民的储蓄吸收到银行。所以当时1992、1993年存款利率是10.98%,贷款利率也是10.98%,存带宽利差等于0。通过高利率把居民储蓄吸收到银行,银行就给国有企业提供工资贷款、安定团结贷款,当时我们的改革思路是增量改革,让民营企业有很快的发展,而国有体制尽可能的维持稳定。通过这种方式,民营、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而国有经济得到了稳定。但是在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银行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有很多不良资产,估计占他们总资产的50%左右。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个历史的包袱怎么放下来?当时工农中建的不良资产,我的看法是它是90年代渐进改革的商业成本在商业银行的沉淀。所以本世纪以来,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金融机构是通过股票市场来吸收廉价资本,也是实现了改革的社会成本向中产阶级分摊的过程。实际上90年代改革的社会成本,通过银行存款的负利率是向中产阶级分摊,这也是第四个阶段工业化获取廉价资本的一种渠道或者一种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四种融资方式,到今天来看带来了比较大的后遗症。实际上政府的立场是站在企业的一面,是帮助企业获取廉价资本,原来是工业化战略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到今天它已经有点走过头了,因为它是损害了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工业化配套的金融政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把利率尽可能的压低,把筹资成本尽可能压低,促进资本的形成。第二是政府通过行政的管制,把廉价资本注入到它希望注入的那些特定的行业,当然主要是制造业。这样一种做法今天来看已经带来了比较大的弊端,一个是我们的制造业已经过于庞大,第二是地方政府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低效率、重复建设也非常严重。另外是因为过高的行政管制,在资金融通的渠道方面是非常拥堵的,像农业、中小企业、服务业,包括高新技术企业都很难获得资金。而投资者,包括有储蓄的投资者并没有很好的投资渠道,这是当前金融模式存在的问题。 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带来的内部矛盾主要有几个情况,一个是发展模式主要的特征是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它的三大支柱是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本、廉价资源与环境的投入,所以目前来看三大支柱日渐脆弱,不可持续性越来越明确。一个是人口红利马上会消失,资源环境的瓶颈越来越紧张,包括社会赤字增加,中产阶级被消灭,包括社会的稳定,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它都需要拥有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才有可能推进服务业的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这个模式面临的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社会分化和不稳定加剧,这是目前内部的矛盾。
每经网主持人:
潘英丽:从外部角度来讲,主要体现为出口导向型的双重的战略风险,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实质是什么呢?我个人的认识是从需求角度来讲,出口导向主要是化解了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经济的“厌食症”,消费不足靠投资拉动,投资拉动就必然带来产能过剩,所以投资拉动出口释放,它冲破了投资拉动型的产能约束。从供给角度来讲,出口导向的实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它体现为社会的剩余产品的创造,剩余产品的储存和跨时期的转移,我们是借助发达国家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来实现的,也就是我生产的剩余产品,我卖给外国人,卖到国外去,然后由美国的金融资产作为储存,希望把现期的生产能力向未来的消费能力进行跨时期的转移。现在面临两大危险,一个是我们过多的追求GDP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它透支了未来的生产能力,使得未来的生产能力出现下降;同时,我们又把这个物质财富拿到国外去换成了美国的美元资产,美元资产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这是目前发展模式当中双重的战略风险,一个是透支未来生产能力来积累现在的物质财富,但是这种物质财富存在国外的金融市场又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
这是过去2000年—2011年8月5日,这是第一财经做的研究报告,他们发现美元对16大大宗商品已经贬值了75.6%,对贵金属的贬值达到了80%多,这是过去的情况。未来的情况怎么样?我提供了这张图非常有意思,是北京的学者论文当中用到的,但是它没说出自哪里。这张图是美国股市的实际指数,他把上个世纪一直到目前,美国股市出现三个周期,第一个是1929年到高峰,然后大萧条,然后一直到60年代中期才有另一个高度。6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出现又一个高峰。这三个周期,每个周期是30—40年,所以现在美国股市按照它的熊市是接近10年,但是它下一个高潮在什么时候?至少在20年以后。也就是未来10年,美国以股票市场来衡量的经济还将在底部徘徊10年。所以在加上人口老龄化和美国财政的不可持续,美元的贬值也是一个大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转型迫在眉睫,我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从需求角度讲,要从出口拉动转到内需拉动,内需拉动到底是消费拉动还是投资拉动?目前国内有很大争议。我的想法是消费和投资重合的部分就是人力资本的投入,这应该是内需拉动需要重点投入的一个领域。它既可以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包括服务业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同时它也能够带动消费。所以我建议政府可以发放1万亿元的教育券,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促进技术教育培训产业的发展。
从供给角度来讲,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廉价劳动、廉价资本、廉价环境与资源的高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向高效率的内生增长。一个是高科技,第二是社会管理的效率,包括市场配置的效率,需要有大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这种高效率和这种转型就需要体制的变革来释放我们的生产力,这是转型的两个内涵。
转型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提出来经济转型的核心是金融转型,因为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金融转型才能够实现经济转型。所以我们转到金融的变革,金融转型的提法是我提出来的,它涵盖金融的改革与开放,但是又增加一个内涵,就是政府立场的转换。政府要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向保护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权益。目前只是从企业的角度获取廉价资本的话,这个投资渠道过于狭窄,出现的是“双输”,中小投资者不能够分享中国经济高成长的成果,新兴产业也不能够获得持续的资金支持。所以产业的发展和投资者财富的积累面临一种“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改革或者转型就是政府立场的转变,通过放松金融的管制,拓宽融资的渠道,我们可以实现双赢,投资者可以得到财富的积累,分享经济的成长,各类产业可以得到持续的金融支持,来得到发展。
金融改革重点涉及几个方面:一个是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应该放宽,我个人认为银监会的认识是存在一定的偏差,它说银行业可以对民营资本开放,你们可以多买一点股票或者去参股。其实金融服务业市场的准入并不是说,工农中建差不多所有银行都需要增加资本金。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民营的金融机构需要得到发展。所以我有一个重要的建议,我也呼吁了很长时间,大银行应该采取“内退外拓”的战略,我建议大银行可以把它的部分支行卖掉,成为一种不设分支机构的单一社区银行、单一村镇银行,大银行和这些出售以后的单一银行能够具有父子关系或者母子关系,他们可以进行不同的分工和协作来发展。同时大银行可以收回资本金弥补它目前的资本金不足,另外建议大银行可以向国外拓展,这需要中央有相应的政策,一个是逐渐的缩小基准利差,另外是它可以有多种效果,还有利率要市场化,因为存贷款利差比较大,包括银行经营普遍是相对保守,它情愿把基准利率下浮,而不愿意向其他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因为银行钱比较好赚,所以它情愿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发展模式,这也会导致国民经济的金融中介不做。另外,利率市场化可能的效果是提高大企业的融资成本,但是它可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个利率市场是一定需要推出的。它也是债券市场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
最后是发行审批制度改革与监管威慑力提升,目前对上市公司或者对证券市场的违约行为、违规行为,通常我们是罚款,罚上市公司,对法人进行惩罚。其实没有太多威慑力,应该要对自然人惩罚,因为干坏事都是人干出来的。但是我们这方面缺乏威慑力,犯罪成本过低,这个需要根本的改变。同时要发展多元化的金融业态,包括创投、私募、债券市场等等。
接下来我想对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做一个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看好,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调整和转型的阶段,经济增长下调是一个好消息,经济速度下来说明我们在转,我们的产业结构在调整,经济在转型。假如继续保持10%的增长速度,那是一个坏消息,可能按照原有的发展模式走得更远,可能积累的问题会更大。所以未来五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不是一个坏事,而是一个好事。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还非常的大,这是一个欧盟的智库做的到2050年的预测,上面蓝线是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例,在二战期间达到46%。按照这个预测,中国的GDP在全球的比重超过美国,按照这个时间表来看,也就是在2016年到2018年左右的阶段。到2050年之前,大概在2045年的时候GDP可以达到全球的34%,而美国的GDP将会下降到11%左右的水平。还有一个预测是渣打银行去年11月份的预测,它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2倍,占全球24%,而美国是占12%。根据这个预测,到2050年之前中国的GDP可以达到美国的3倍。当然它的预测相对比较乐观,因为是一个趋势,所以它把波动已经踏平,中国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靠体制的变革,把这种潜力转变成真正的生产力。
最后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民间私募股权公司给我们1千万的赞助,做了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项目,我们也组织了国内外学者,大概有10几个人参与这个项目。最近我们有一个中期成果出来了,体现国家发行利益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路线,因为未来的30年中国将从一个GDP的大国转变成一个经济和金融的强国,其中一个核心的推进战略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是非常滞后的,包括目前也还有很多的误区。我们的研究基本上是解决了3个认识上的误区,同时提出了2个创新性的成果和看法。
一个是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并不是在各国央行当中人民币储备资产当中占的比重,人民币成功的标志不是外汇储备占比,而是国际商品和资产的计价。通过人民币的计价,中国的企业、个人和政府、国家可以一劳永逸的摆脱汇率的风险。反过来,如果我们让日本持有中国的国债,让韩国持有中国的国债,这是让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的高成长,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事情。从人民币推进的成功标志来看,目前我们的推进路线可以把前一段看成是错的,后面可以做一些调整,应该从贸易结算走向资本输出,需要我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活动当中逐渐的取得主导权。所以我们需要是强化海外的商业存在。
第三是推进的策略,国内是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是目前的贸易结算80%以上是进口结算,也就是我们本来可以用美元去买东西,现在我们用人民币去买了,这样我们积累了更多的外汇储备,面临贬值的风险。同时我们又肩负不断升值的人民币负债,用升值的人民币负债换更多贬值的美元资产,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而且因为香港和国内前一段时间靠资本进出套利的活动非常频繁,所以李永定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该暂停,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一派意见。第二派意见是包括香港和人民银行,还有部分的学者,他们主张继续推,眼前的问题不是问题,继续按现有的路径推下去。我们推进的策略是前期稳健创造需求,后期激进释放供给。加快经济和金融的转型,在亚洲地区推进对国际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这是创造可持续的稳定的人民币的需求。后期我们需要激进释放人民币的海外,因为像美国现有的国际货币,他们具有网络外部性,要打破网络外部性带来的优势,后期我们需要一个人民币在海外激进的投放,使人民币海外的国际化效率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
第四,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要与美元脱钩,这是肯定的,但是人民币汇率不能够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就是不能够完全的走自由浮动的道路,为什么?有四个理由:第一,国际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已经丧失了事实上的合法性,国际汇率只允许上下波动一个百分点,理想的安排也是上下波动顶多5个百分点。现在双边的汇率上下波动是50%—100%,它是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伤害的,主要是有利于金融资本跨过的投资和投机,所以已经不具有实质上的合法性。第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一个章程规定说哪个国家必须要选择哪一种汇率制度,汇率制度的选择仍然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主权。第三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是具有预期的自我实现功能的,假如政府不干预,你完全自由浮动,那么投资者假如是单边的升值预期,它大量买进资产,就会导致持续的升值,有一个自我实现的机制。所以从这样一些角度考虑,我们建议人民币汇率仍然应该采取可调整的一揽子货币,或者参考一揽子在目标区的浮动。
最后我们是做了一项情景假设的模拟分析,我们乐观的预测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可能接近欧元水平。相对比较悲观的情景假设是人民币仍然可以达到日元曾经达到的水平,8%以上,人民币在未来15年左右时间,银行的储备资产当中可以达到8%—26%的区间。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这里。
每经网主持人:
吕鸿涛:非常感谢潘英丽教授的精彩演讲,刚才潘教授给我们梳理了中国前30年和未来30年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不同趋势,我们也对未来的经济似乎也是增添了一些信心。而且刚才潘教授给我们支了一些招,未来金融改革的方向到底在什么地方。
下一位演讲嘉宾,是我本人非常崇拜的学者,今天能够近距离聆听他的智慧分享,我的心情也相当激动。相信这一刻也是家期待已久的。茅老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并担任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本次论坛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莅临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茅于轼先生上台分享他的智慧!!!
茅于轼:非常感谢上海交大我的母校,感谢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和《每日经济新闻》邀请我来到这里,我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的金融业和中国的金融危机。先谈谈中国的金融业问题,我就觉得中国的金融业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业比差距非常大,中国各行各业有的差距小,有的不但没有差距,我们比他们还更厉害,比如中国的制造业,全世界都敌不过我们,但是金融业差距非常大。刚才我很同意潘老师的分析,中国经济要转型,要发展,关键看金融。今天我们的课题是经济展望与金融改革,我觉得潘老师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中国经济落后的地方是不能起到资金合理配置的作用,最需要资金的地方没有钱,中小企业非常渴望资金扩大生产能力,但是他们没有钱,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而大量的钱拿去修了很多高速公路,修了很多永远是亏钱的高速公路。诸如此类,说明一个问题是金融业起不到资金配置的作用,金融业是干什么的?就是管资金配置的。而这个严重情况,中央的决策人是没有认识到。所以前两个月中央经济工作开会的时候,决定中国要发展实体经济,不发展虚拟经济。金融业是虚拟经济的,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后果是什么呢?把中国培养成了世界工厂,我们赚钱是赚了,赚了什么钱?非常微薄的劳动工资的钱,而大部分资源配置的钱,资源配置是什么意思?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也包括钱尽其用,而这部分创造的财富没有。所以造成这种误导的原因和我们对金融认识有关系,我们认为金融业没有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农民种地,工人挖媒,那是生产劳动,那就有财富,而金融业没有财富创造的,这个观念阻碍了我们对金融业的发展。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金融业是不是创造财富?
我们知道全世界的金融业赚了很多钱,中国的金融业也应该赚钱,但实际上去年银行赚了很多钱,但是那个钱不是靠它的本事赚的,靠它的垄断地位,把存款利息压得很低,靠这个来赚钱,那个不算本事。我们金融业能不能创造财富的问题?我问了很多去学金融的研究生,我说金融业创不创造钱?能不能赚到钱?是你创造的还是别人创造的?如果别人创造了,那变成你赚的钱,那不是你剥削别人吗?如果金融业不能创造财富,金融业全是剥削,那就把金融业都关门。这个研究生说我们创造财富,我问他怎么创造的呢?他说我们把钱借给了企业家,企业家赚了钱,他把钱又分给我们了。这个说法对不对?我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思考,跟这个问题非常类似的例子。说一个农民从地里种出100斤小麦,这是他的劳动创造的,他拿这100斤小麦要吃的话,要磨成面粉,他到面粉厂请磨坊把这100斤小麦磨成面粉。这10斤小麦是磨坊创造的?还是农民创造分给磨坊的?这个题目看起来很简单,真正在100多年没有得到解决。还是农民创造的,很明显就是100斤小麦,没有别的财富,那100斤是农民创造的,实际上是分给磨坊了。但是这个答案确实不能叫人信服,磨坊为农民做了服务,你说他没创造财富吗?这就跟刚才研究生给我说的答案很像,银行把钱借给了企业家,企业家用这个钱赚了钱,然后分给了银行,分回来的钱是企业创造的还是银行创造的?过去一直到马克思为止,都认为只有生产劳动创造财富,还是农民创造的,磨坊没有创造财富。一直到上个世纪我们的经济学有一个重大的发展,我们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我们不能从实物看,要从财富来看,农民100斤小麦变成90斤面粉,财富增加了,重量减轻了,实物少了,但是它的财富增加了,90斤面粉的财富超过100斤小麦,它的理由很简单,农民背过去、背回来,为的是什么?因为90斤面粉超过100斤小麦的价值,如果还用90斤小麦换农民的面粉,它不会干,证明了90斤面粉的价值超过了100斤小麦的价值,农民不但损失了价值,还提高了价值,因此磨坊得到的10斤小麦的价值是磨坊创造的,这时候才得到了解决。现在我们对这个答案还模棱两可,包括金融学的研究生没搞清楚,他认为银行是分了企业家创造的财富。
由于这种关系,金融业到底为社会提供了什么服务?我们做了什么好事?简单一句话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金融业就是钱尽其用。但是我们是不是认识到这一点呢?为什么我们最需要钱的地方,银行不借钱给他?而且我们这个社会还反对打击高利贷,高利贷是什么?恰好就是钱尽其用。银行有高利贷不贷,借给低利的就完全没道理了。银行的任务就是改善资金的配置,你怎么改善资金配置的?你怎么知道这块钱配得好,那块钱配得不好呢?那就主要看价格,价格就是利息率,高利贷就是很高的利息率,那就是它的资金用得好。如果用得不好怎么付得起高利贷呢?所以高利贷恰好是银行应该干的事,因为银行的任务就是最优的配置资金,把钱用得最好。
因为高利贷的毛病是利息率太高,我们怎么解决利息率高的问题?恰好不是打击高利贷,而是放开高利贷,让全民、全银行都去放高利贷,高利贷为什么贵?因为供给不足,需求太高。想借高利贷的人太多,利息率就上去了。所以人类社会几千年反高利贷反不掉,你越是禁止,它的利息率越高,你越是放开,利息率就下来了,就没有高利贷了。刚才潘老师也提到了利息率的市场化,如果我们有一个合理的资金配置,利息率变成一个市场的利息。我们存入银行的钱,现在拿3%的利息,利息率市场化以后,我想你至少能拿10%,企业家借款借10%多的利息,那就没有高利贷了。企业家得到了便宜的资金,存款人得到了很高的利息,整个社会的财富就创造出来了。因此,我觉得我们国家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就依赖于金融业的改革。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都是金融业不行。中国要走上发展的道路,刚才周院长讲中国要赶上美国,怎么赶呢?金融业是最主要的一个行业,其他制造业说实在话美国赶不上我们,我们的农业也要学美国,最要学的是金融业。
金融业怎么会造成危机呢?中国的金融业有没有危机的可能呢?我认为所有的交换、买卖分成两种,一种是当时就完成的买卖,还有一种是延伸到未来的买卖,当时完成不了。当时完成的买卖,我买一个衣服穿,我买一个面包吃,吃完就完成了。但是有很多买卖延伸到未来,比如先付款、后交货,先交货、后付款就延伸到未来了。更多的是借贷方式,我把钱借给你,一年以后你连本带利的还给我,像这种延伸到未来的买卖发生得非常多,而且它的数量非常大。延伸到将来的买卖,如果100%兑现,那么跟即时完成的买卖一样,因为百分之百都兑现了,但是它不可能百分之百兑现,它总有一部分兑不了现,因为是市情老在变。兑不了现就出现了金融问题,我把钱借给别人,最后别人破产了,就还不了了,我就损失了。这种兑不了现的情况经常发生,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这种事情全世界多得是。但是它不一定会造成金融危机。什么时候会变成金融危机呢?那就是大批的不兑现。为什么会发生大批不兑现?因为宏观上有问题,基本面出了问题。基本面有问题就会造成大批的借贷不能兑现,在什么情况下会有大批的宏观的因素使得延期交易的不能兑现呢?有很多的原因。
我可以举一些原因来讲,一个原因是一块钱用了好几次,大家买房用你挣的钱去买,但是不够,你要借银行的钱,把银行的钱借给我用一次,我自己只付30%,还有70%的钱是从银行借贷来的。那70%的钱是别人存的钱,但是别人随时随地可以从银行拿钱出来再去花,这块钱也用了两次,我这儿用了一次,他有权随时随地再用一次,当然他现在还没用。如果我买了一个房,我把这个房做抵押,又借了一笔钱,这块钱已经用了三次了。所以一块钱多次的用就会有风险产生,就是金融学里面叫做“高杠杆”,杠杆太高了。当然这个杠杆是有它的好处,因为它提高了钱的使用效果。我们把钱存进银行,不见得马上就用它,可能过了几天、过了几个月才会用,这段时间把钱花了不就浪费了吗?借给别人去用可以提高钱的使用效率。如果一块钱能用好几次,那么效率就非常高了。但是这里就有风险存在。如果没有这一块钱用多次的问题,就没有这种风险。但是杠杆化就引发了一种潜在的风险,这是一个原因。
每经网主持人:
茅于轼:第二种原因,像美国在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它就是长期的实行一个超低的利息率,利息率非常低,使得这个钱的成本很低,大家不愿意用钱,把钱用在消费也好,用在投资也好,用在买房也好,借了大量的钱。这个钱借得越多,变成一种负债,它不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在那儿用,它把还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也拿来用了。这种低利息造成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导火索。
拿中国的情况看,以上这两个因素都是存在的,我们下面再谈一下中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块钱用了很多次,第二个问题是长时期的低利息。第三个问题就是金融出现了泡沫,现在的房地产根据我的判断,泡沫是很严重的,我的观察就是空房非常多,这些空房随时随地都可以卖,住了人就不能卖了。空房的目的就是准备出卖,它是便宜的买进来,涨了价把它卖掉。这样的房子太多,这就是泡沫,因为现在在涨价,我还赚钱,我过去买的房,很便宜买进来,现在在涨价。但是一旦掉价,我就会被套牢,好像买股票一样,掉价了,房子越来越不值钱了,我赶紧把它卖了。那就让价钱进一步的往下掉,供给太多了,大家都来卖,房子的泡沫就破了。泡沫一破,造成很多人财产大量的缩水,本来以为有300万,现在变成150万。本来借的钱又还不了了,这就是大量的泡沫破裂的时候就会造成金融危机的发生。泡沫是一个非常有害的东西,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防止它,因为泡沫的原因是投机造成的。我把投机和投资要分开,投资是我一次性拿出钱,每个月有回报,十年以后我把钱赚回来了。比如我买一个房,把它出租了,每个月租金的收入,十年以后租金收入可以把买房的回收了,这是投资。投机是我买这个房就是为了卖,不是为了用。投资是买了为了用,尽管不是我用,给别人用。投机是一定都不用的,买就是为了卖,卖就是从买这里来的,它不是消费,也不是生产,跟生产、消费没关系,它就是买卖,这是投机。投机好不好?这跟金融危机有关系,一般都认为投机不好,其实投机在一定条件下是好的,什么原因?因为投机调剂了时间上的遗缺,比如广东的香蕉运到北方去卖,在空间上调剂遗缺,商品价值就提高了,还是那个东西,但是价值提高了,空间上调剂遗缺。最早的时候我们连这个也不明白,认为长途贩运是要打击的,现在不打击了,认识到长途贩运是好的,最大的长途贩运就是和美国做买卖了。
投机是什么?投机是时间上的遗缺的调剂,比如秋天的时候粮食刚刚丰收,价钱就比较低。到了春天半年过去了,粮食就少了,粮食价格就上升了。因此如果我在秋天买进粮食,到春天把它卖掉,把多余的粮食变成的稀缺的粮食,我能赚钱,对社会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在时间上调剂遗缺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我经常参加宴会,吃很多东西,最后剩下很多菜。我就想起当年闹饥荒我差点饿死,剩下的菜不但能赚钱,还能救命。所以在时间上调剂遗缺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说明投机有好处。投机人决定了价格的时候,这个市场就乱了,投机就变成赌博了,谁都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的股票市场,我认为就是一个赌博市场,全是投机的。股票市场有少量的投机很好,和粮食市场一样,当然股票市场不是调剂遗缺,股票市场是发现一个价格,道理我就不讲了。它能够事先的发现价格,投机总是有赚有赔的,总体上讲如果赚得多、赔得少,投机集团是一个集团,不参与生产和消费,它参与买卖,这个集团赚了说明它的预测是对的,它赚钱了。但是参与买卖的人太多,这时候价格就搞乱了,完全是碰运气,那就跟赌博一样,赌博就是碰运气。所以中国的股票市场,跟美国的股票市场比较,当然我不研究这个,我听我的朋友们讲,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投资为主,它买了股票等分红,不是看时机直接卖掉。美国的股票市场投机的比例比较低,中国的股票市场投机的比例非常高,股票一年转手好多次,因此中国的股票市场除非改成一个少量的投机,否则好不了。当然还有别的问题,但是从股民参与买卖股票的目的来看,你都是投机的话,这个市场就完了,就变成赌博了。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挤兑银行,听说银行要倒闭,大家就去挤兑。美国在1929年的金融危机就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些很好的银行,资本很充足,但是因为听谣言说这个银行要倒闭了,你的存款拿不出来了,赶紧去拿钱,大家都去取钱,这个银行就垮了。本来是不垮的,因为他们听了谣言就把它弄垮了,这也是造成金融危机。最后还有像旁氏骗局,是一个大骗局,几百亿的大骗局,一旦揭露出来就造成大量的坏账。所以从这种情况看,我觉得中国已经具备了出现金融危机的条件,我估计70%、80%要出危机。但是中国金融危机的后果跟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的后果不太一样,中国金融危机后果不像他们那么严重,因为有几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金融业,政府在控制,而且政府有很多的国有资产,几大银行都是国有资产,数量巨大得不得了,还有联通、移动、石油公司中石油等等很多国家的垄断行业,这都是资产,万一出现大量的坏账,国家卖掉资产就好了,或者你有10万块钱,给你10万块钱股票。所以中国金融危机,我觉得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大量的国有资产把它出卖了,还有土地嘛,土地也是国有的,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银行全部在国家手里面,人民银行发钞票完全是政府决定的,不像美国,奥巴马是管不了的。我们国家的政府和银行是一个单位的,所以即使发生了金融危机,我觉得后果不大像发达国家那样造成巨大的影响。如果我的这个分析对的话,金融危机不是不可预测的,你看基本面出问题,它就有危机的危险。所以拿这个预测来看,你看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完全具备了出金融危机的条件。所以我觉得是比较有把握的说,但也不是百分之百,有60%—70%或者70%—80%。房地产的泡沫,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巨大的危险,房地产市场泡沫一破裂,马上危机就来了。但是我们也不必害怕,人类也不会消灭的,尤其是中国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又有很强大的国有资产,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放心。
这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
每经网主持人:
吕鸿涛:非常感谢茅老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出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汉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执行总裁王叁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是“中国IPO审核趋势及被否案例分析”。大家掌声有请!
王叁涛:各位下午好!我是汉鼎咨询的执行总裁王叁涛,我今天下午演讲的主题是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从去年开始,有很多企业陆陆续续在二次上会、三次上会的时候又被否掉,原因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大家看企业为什么被否已经看了很多。但为什么有22家企业在二次上会和第三次上会的时候依然被否呢?今天下午跟大家一起来研讨这方面的问题。
首先一个企业被否的话大概有8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业务技术和成长性;第二,财务;第三,募投项目;第四,历史沿革,包括公司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等等。因为这么多原因被否,为什么在二次上会和三次上会的时候依然还被否?今天下午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个方面。回顾一下,从2008年开始证监会一共枪毙掉了23家企业,2010年一共是否掉了45家企业,去年取消审核的和最后被否的企业加起来有接近80家,我们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一届主席离开之前给资本市场又烧了一把火。我们看到从2011年年初到去年年底,被否的企业,尤其是二次上会的企业很多过不去。我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些案例。
比如苏州恒久主要是没有披露核心专利失效的问题,这个企业被否跟我们的媒体是有一点关系的。媒体目前监控的力度越来越大,当时这家企业在取消审核之后再一次上会,是因为给它贡献核心利润的两个方面的技术已经是过期了。过期的时间点没有把握好,也许是它在报材料的时候,这个企业的专利可能还没有到过期的阶段。但是到了它过会之后和过会的前后时间点里,这个专利过期,而且被同行或者被媒体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导致这个企业被否。
第二是合纵科技,创业团队发明侵犯原单位的权利,违反竞业禁止协议。有一家做重型机械的企业被澳大利亚的企业起诉,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后来导致这个企业被取消审核,被取消审核是不是这个企业就不能过了呢?这个也不一定。
另外是西林科,它既是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中石油、中石化的主要产品供应商,它是符合目前市场的销售产品质量的。但很多人认为这是有悖于技术的发展方向,因为汽油是逐渐从93号到97号,甚至到98号。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多消费者发现为什么汽油里面加入大量的催化剂之后,企业在技术发展方面没有把握太好。很多企业确实是获得了全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但是证监会这两年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审核,在生成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对高新技术企业造假,在取得认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造假也是证监会关心的问题。
另外是三鸥机械,隐瞒巨额专利纠纷,这和我们做的乔丹服饰思路是差不多的,一个是专利的纠纷,第二是品牌的纠纷。大家对乔丹服饰关注比较多,这个企业能不能过会呢?因为品牌毕竟是一个受区域保护的一种方式。比如乔丹体育确实是只在中国大陆使用,我只要不去美国,飞人乔丹,我也谈不上侵犯你的权利。其实在座有很多老板,准备上市的企业,你们开完会之后,明天一定要尽快安排你们的行政和董秘去国家商标总局申请商标,因为现在申请一个商标是1800块钱,非常便宜。但如果一旦有竞争对手恶意抢夺的话,你上会的时候这个纠纷真的是扯不清,那时候一个商标卖给你1千万,你到底是不是要支付给它这笔钱呢?
还有白云电器,招股书前後不一致,隐瞒同业竞争,2009年到去年年底,我们越来越发现证监会对同业竞争的容忍度几乎是零,因为只要有一点点同业竞争的关系存在,他们有可能就会认定为同业竞争。一般同业竞争主要是分成三圈,比如你的妻子、父母,这是属于第一圈。第二圈是你妻子的弟弟,但这是属于隔一代的亲了。第三圈是你妻子弟弟的老婆,这基本上也可能会被认定为第三圈。所以同业竞争认定起来是比较麻烦的。之前有一家福建的企业,也是做同样产品的,这个律师说干脆你让你妹妹跟她的老公离婚算了,直接切断了同业竞争关系,但这是不是有效也要看证监会的判断。
像久其软件是从三板转板,这么多年来三板转创业板和中小板,我们还没有发现一次转成功的。一方面是三板和创业板、中小板基本上没有办法做到无缝对接。另外三板里面有很多条件是创业板和中小板不能接受的,比如无形资产出资的问题,当然深圳也在筹备三板市场,很多企业也想去三板。但是在你转板的过程之中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对无形资产的出资,对专利技术的评估等等。包括对研发费用的资本化处理问题。
像吉林永大是主营产品品牌使用协议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也比较麻烦。比如北京的星光影视,当时证监会反过来一个问题,我现在从北京工商局查到有600多家企业用星光的牌子,也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联想集团,那也确实有很多企业也会用联想的品牌。后来老板直接跟证监会讲,星光理发店跟星光影视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证监会还是让你做一定的核查工作,这极大的加大了目前企业上市的成本。关于核查,去年证监会出了一个审查意见,出了这个意见之后,很多中介机构,做IPO企业的中介机构爽翻天了,他们非常愿意做一些有海外业务的项目,因为他们可以去全球旅游,这是证监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如果在美国、英国都有业务的话,这个核查任务的工作量还是要做的。
浙江佳力的老板觉得比窦娥还冤,当时他们报材料的时候国家发改委还在鼓励风能发电,但等他上会的时候,说风能发电已经过剩了,这样这个企业一下就被否了。这个问题是比较核心的,发改委如果一旦给了你一个判决书,基本上你在证监会这边也很难过会。后来他们去发改委打听,这个风能发电到底是什么过剩呢?国家说2.5兆瓦的过剩了,这个企业老板回来说再准备一次。他们再次报材料的时候,把2.5兆瓦的一些项目改成了3兆瓦。后来国家发改委又说3兆瓦的也过剩了,这个老板说算了,我不想上了。因为现在发改委和证监会是联动的,联动效应对于行业来讲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也经常说华南地区有很多企业倒闭,包括很多企业的老板跑路。从资本市场来讲,我们可以看见在2005年,发改委说不鼓励钢铁企业兴建、产能扩张,这时候钢铁行业的企业就迅速的从三四千家企业逐渐的萎缩到目前的四百多家钢铁企业。从烟草、化肥到水泥,只要是发改委一出文件,基本上证监会就暂停了一个窗口,说你不要再报材料了。这时候对一个行业的整合是非常明显的。这都是大行业,再说小行业,深圳有太多企业做LED,现在LED行业已经通过再融资IPO上了有接近30家,现在你再用LED上市的话证监会一定问你一个问题,你的毛利率有没有发生一定变化?如果你不变化,证监会说你前面有20多家企业上市,为什么你的毛利率没有变化呢?他们说上市公司对非上市公司的产品竞争应该是很激烈的才对。如果下滑了,那对不起,直接把材料撤走就算了,因为你不具备上市的基本条件。如果你前面在一个细分市场里根本容不下那么多上市公司,现在上会的思路比以前严很多。雷曼光电在最开始上会的时候有两千万左右的净利润,LED企业在IPO的时候据说超募了四五个亿。但现在不仅LED行业没有超募,超募的量非常小,同时过会的概率也是越来越低。
再说龙蟒钛业,募投方向污染严重,行业前景不确定。证监会一共枪毙了189家企业,被否的一个重灾区是IT通讯、软件行业,第二是精细化工行业,第三是金属材料行业,这三个行业被否企业的总数加在一起几乎已经占到189家被否企业的一半。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证监会当时最开始去鼓励大家上创业板的时候,都说我们要学美国纳斯达克做轻资产的公司去上市。但从2010年底下半年开始,我就没有听过哪个领导再出来讲这个话,第一个是创业板的准则,去年在创业板上市成功的企业,平均净利润是4400万,这个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证监会最初推出的政策。所以在上周的时候,深交所的一个领导又说可能要推创业板的第二套制度、第二套标准,不一定是三年盈利,而且是不是说三年盈利就一定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我看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IPO审不审,证监会不审,最后也是放到深交所去审;第二是企业上市为什么要三年盈利?这是谁定的规定?明知故问,肯定是前任。第三是不是连续三年盈利就能保护投资者利益?这也不见得。这三个是在最近一两年贯穿IPO改革的思路。最后是存量和增量发行的东西,但这已经喊了七八年也没有出来。
王叁寿:我再补充一句,我们有一些行业,如果这个行业的市场规模、市场容量低于20个亿,你就是报5次材料,证监会也很难让你过会。比如你做了很多细分产品,经常在这个细分市场里,这个市场容量就那么一两十亿,这时候证监会让你过会的可能性真的不大。即使是你的财务、历史沿革、股权都非常干净、清晰,你也没有办法报材料。而且据说今年的门槛有可能会提到30个亿。在上市管理办法里根本不会去写,都是日积月累下来的审核思路和经验。
再共享几家企业,成都的吉锐,对欧洲出口依存度很高,这个企业依然摆脱不了对欧洲出口产品的比重问题。如果70%、80%的出口都依赖于一个经销商的话,那就更倒霉了,你就是报五次材料,证监会也很难让你过会。
冠华不锈钢和星光影视,这么多企业因为关连交易和关联方的问题被否,有一些企业在第一次上会的时候没有披露,第二次又补充完整。比如星光这家企业,当时它是隐瞒了一笔交易,而这笔交易很少,只有几十万块钱。当然这家企业年收入接近10亿,证监会是说你在骗他,这时候预审员在看这两家材料的时候,自始至终都是非常不高兴的,他认为你把他当傻子了。你说你把材料又补充回来,他就一直以为你是在欺骗他。所以当时预审员写给发审委员的意见书的时候,基本上全都是负面的,这时候你就很难过会了。当然有时候我们也讲企业过会靠公关,坦白的说,这个企业能不能过会,70%是掌握在预审员手里,当然发审委员也会有一定话语权,但大部分话语权是掌握在预审员里面。
像富煌钢够,当时跟它一起上会的有一个企业是新疆的,当时证监会说富煌的销售能力是有问题的,但是新疆的那个公司是在新疆。所以对于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大关系。比如去年过会的一个企业青海做青稞酒的,我觉得它比胜景山河还要不知名,包括到渠道终端还要小,但为什么它能过会呢?我是证监会也会这么考虑问题。比如这个青稞酒公司,因为它是回族自治区和维吾尔族自治区,它维护着大量的农民,假如这个企业真的没过会,这两三万人会不会有一定的经济上的影响,如果从社会维稳角度也应该让他过会。但九华山这家企业最倒霉,连续三次被否。在座有些是做教育,有些是做医疗,也有做文化的。比如我们讲的医院,基本上你是属于行政和民政部门的话,属于有点社会效益的企业,在报材料的时候过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这是《十面埋伏》里面的一张图片,在座有些老板会深有感触,旁边的竹签是什么东西?就是媒体。去年平均每家拟上市公司在媒体公关方面,平均煤价公司的开支是420万。所以媒体环境目前是比较恶劣的,你们跟北京搞好关系的话,对你们日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企业被举报的检举性,证监会去年是接到了一千多封检举性,70%来自于竞争对手,我们知道深圳有些已经上市的公司专门成立了打击非上市公司的部门。
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吕鸿涛:非常感谢王先生给我们的精彩演讲,我相信在座也是给自己提了一个醒,如果哪家企业要IPO的话,先把自己内部的情况审视好再报材料。
接下来进入圆桌论坛的环节,将会邀请到以上几位嘉宾共同分享自己的智慧,如果大家对当下经济的问题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微博的形式或者是现场写纸条交给工作人员的形式来和我们一起共同的探讨。让我们再一次有请茅老、周教授和潘教授!
每经网主持人:
王洪涛:在过去很多年当中都被告知每年GDP增长8%,这是我们必须要守住的红线,如果守不住会引发就业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但是从刚刚过去的两会开始,国家管理层给GDP定的任务是7.5%,这个7.5%的数字给大家心里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今年会变成7.5%?也有很多市场人士给出了不同的解读,也有人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不足。也有人说是就业人口在减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放慢速度调整结构的时间点。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当前的经济体量已经足够了,2011年经济体量是47万亿左右,如果保证7.5%的增长,那么2012年经济总体量是50万亿。想听一下各位对这次GDP增速7.5%的任务是怎样看的?
茅于轼:首先我觉得GDP是宏观经济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是全国人民一年生产的财富总量,当然财富越多越好。但是这个数量指标有质量问题,我们的GDP增长全世界第一,数量增长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的质量非常的有问题。我觉得GDP的质量包括五个方面:第一,这么多的财富生产出来了,你怎么分配它?分配给穷人多一点?还是分配给富人多一点?分配的公平性相当的糟糕。第二,你是不是破坏了环境?你牺牲环境搞GDP,GDP已经很高了,但是环境破坏了,将来还得处理它,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花钱去处理环境。因此,现在的GDP等于借了将来的债,不是你真正创造的。第三,质量问题,就是有没有泡沫。一个房子值100万,现在变成300万,就算是200万也是泡沫,实际上是假的。第四,有没有通货膨胀?同样的GDP是一个稳定的货币和通货膨胀搞上去的GDP,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后是就业,美国的GDP还算不错,但是就业不好,所以美国说还没有解决问题。我们连一个就业指标都没有,统计数字没有就业指标,失业率完全是不可信。
所以你要解决好了这五个问题都需要降GDP,所以降GDP不是目的,而是改善质量,这是我们的目的。我觉得现在没有把质量问题提得很清楚,就知道降GDP,这就错了。为了提高经济质量不得不降GDP。
吕鸿涛:周院长,刚才提了几种社会上的看法,您更倾向于哪种?或者您有自己的思考?
周林:GDP减速肯定是一种趋势,现在这种结构继续增长的话,对于能源和对于各方面的需求都是太大了,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是降到8%以下了,降到7.5%,我们没有必要太认真,温总理是想送一个信号,我们不要再盲目的追求高速增长了,讲7.5%可以让大家更明确。到今年年底经济的增长可能还是会超过7.5%,甚至于超过8点,只是总理想把提高社会增长的质量作为一个信号,把GDP降到7.5%,但未必他是做过科学认证或者模型预测说是7.5%,所以没有必要才仔细的解读说为什么是7.5%,这个具体的数字不是特别重要。
吕鸿涛:不要太过多纠结于数字的变化。潘教授怎么看?
潘英丽:人大提出7.5%,我同意周林院长的意见,体现了政府对GDP增长的态度,这不是需要追求GDP的高低。但是另外也有一个现实的背影,按照原有的产业结构,我们对外部市场依赖还是比较大。从未来的情况来看,外部市场肯定是中长期要萎缩的。所以今年的GDP可能是会在去年的基础上下沉,往下一些,这也是考虑到现实背景,然后政府做这样的调整。我觉得GDP确实是由于外部的原因,可能会有下滑的态势。我总的看法,下滑也是正常的,它等于变成我们转型的一个动力和压力,也不一定是完全的坏事情。关键问题是政府的政策要有利于去推动转型,政府恐怕更多的需要解决的是再就业工程,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制造业所有的企业都活得好好的,这其实是不太现实的。更多的是假如特别低端的制造业企业面临转型和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要做好善后的工作,把老百姓的再就业或者培训,让它怎么转移到服务业。政府现在也在做更多的开放服务业的一些管制,能够在服务业这里更开放,使得我们的社会资源能够更通畅,更畅通的转移到服务业去。
吕鸿涛:刚才潘教授也是提到了一些现实问题,当下我们也注意到目前从公募出来的一二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似乎也不太理想,比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在下降,我们的进出口数据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负增长。对于2012年来说,这些是借鉴性的因素,还是真正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可能会有硬着陆的风险?您有这种悲观吗?
周林:经济速度的下滑肯定是一个现实,但是这两个月的数据可能还不能够代表全年的状况,所以如果非常悲观的说中国要硬着陆,这个可能性也不会特别大。包括茅老也讲到中国还是一个很强势的政府,如果它真的产生硬着陆,包括要带动社会影响的话,我想它还会动用它所有的行政能力来制止这件事。就像2008年中国在面对很恶劣的外部环境的时候,中国还启动自己了救市、救经济的措施。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加上还有政治因素,中国又是十八大换届的时候,不管是即将卸任的政治领导人和即将上台的新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希望看到中国在今年硬着陆,所以他们会动用各种行政的手段,来保持应该有一定的稳定增长。但是速度下降是肯定的一个事实,大家也都能接受和肯定能理解,这是肯定要发生的。
吕鸿涛: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出口由于国际形势的不理想,在2012年不能过于依赖它,数据在回落,投资也在往下走,未来可能是要靠消费领域,在消费领域如何把内需市场激发出来?刚才潘教授说的是教育,除了教育之外,我们还能够做什么?
茅于轼:消费、投资和进出口,GDP还有另外一个比例就是它分给谁了?分给了居民、企业和政府,分给三部分人了。这两个是互相有关系的,你不分给居民的话怎么会有消费呢?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怎么把更多的GDP少分给政府,少分给企业,多分给居民,这才能谈得上消费促进。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在过去10年里,分配给居民的百分比降低了12%,现在变成57%,本来是69%,降了12%。分配给政府的涨了44个百分点,分配给企业的涨了7个百分点,现在企业的比例涨得太大了,去年企业利润稍微降一点,但是前两年是增长得非常快。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是在分配上要增加居民的分配;第二是同样的居民分配也可以有不同的消费,这就要看分配的贫富差距,因为富人的消费率低、储蓄率高,穷人的储蓄率低、消费率高,你把钱都给穷人就都花掉了,你给富人花不掉都存起来了,变成投资或者变成出口了。所以要从几方面来解决,我觉得这不是容易的事,恐怕要下大决心,而且要长时间努力才能够解决。
吕鸿涛:有人在问对于未来几年汇率走势的看法,我们也知道深圳有很多企业是外贸导向型的企业,生产加工型的企业,可能汇率在短时间内的快速波动会严重吞噬企业的利润。对于未来几年中国汇率走势是怎么样的?大家比较关心人民币兑美元的重要汇率。
潘英丽:我个人对汇率的市场波动做很多研究,因为我们主要是做理论研究,对于短期的汇率波动不是有太多的关注。从中期的情况来看,美元有一个反弹,这是国际上有一些风险,原来花旗有一个研究,说十年熊市、五年牛市,前面10年是熊市,后5年可能有一个上升。但是我个人感觉它反弹的态势不会太高,因为从它的经济情况来看很难说。最近美国的股市,包括美国的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所以短期内美元的态势可能有一定的反弹,但也不见得就会有多高。对人民币的看法是他们说已经达到接近均衡的水平了,因为今年贸易的顺差会有比较多的萎缩,虽然从银行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能够增加一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当然原来是千分之三,后来扩大到千分之五,以后也许会扩大到1个百分点,就会扩大一点波动。人民币可能还是会有升值,我个人感觉人民币可能每年3%左右的升值是会有的。
吕鸿涛:您判断未来人民币是处于升值通道当中。周院长,您对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变化是怎么看的?
周林:中国出口的话,当然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对象,但是欧元的趋势也是相当大。现在我们关注的好像还是中国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而相对来说人民币对于欧元和对于其他汇率的变动,那就是很被动的看和美元的其他动作。刚才潘教授已经讲了,中国总体的出口相对进出口越来越减少,但是中国对于美国外贸盈余还在扩大。从这个基本面上来讲,单纯从贸易角度来看,人民币对于美元在长期来说还是会有升值的压力。按照中国前两年调整策略,它是采取了有管制的、比较稳步的策略。前几年人民币又是升到了对于美元的新高,所以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但对企业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策。如果现在已经利润很低了,又是出口的,对美国出口的话,你的确要在长期考虑是不是要转型了。本来是汇率的调整,也是在帮助我们的企业做结构的调整。一比较有序的、可以预见的调整过程实际上可以帮助企业能够有序退出不再具有出口优势的行业,所以汇率的调整反映了经济基本面的调整,企业能够抓住机会,能够促进自己的战略调整的话也是必要的,不可能永远在同一个行业里做10年、20年,不管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这肯定是不行的,你不断根据宏观经济的变化,你肯定在战略方向上做出调整。
还有一个办法是避免外部风险,刚才潘教授也谈到了,如果你有定价的实力,你说我计价就是用人民币计价的,这也是可以帮助你解决可能会面对的人民币汇率上升的风险。问题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能够使你在出口商品的时候用人民币定价,而不是用美元定价。但对中国来说,如果人民币能够升值,国际大宗产品还都是用美元来计价的话,对很多中国企业还是有好处的,你要进口大量的商品的话,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所以如果中国是进口商的话,要消费很多进口的原材料商品的话,人民币对于美元稳步的升值还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对于中国整体来说,这是一个态势,你很难说对中国整体经济是好还是坏,作为企业就是要适应这个调整的过程。
吕鸿涛:有朋友想问茅老一个问题,刚才您在演讲当中提到利率市场化的话题,我们之前曾经提过很多年,但一直都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最近我们知道国家在温州做一个金融改革的试验区,温州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利率市场化的先行区域呢?
每经网主持人:
茅于轼:利率市场化说了很多年,但是基本上没进展,什么叫市场化?任何一个商品价格都有一个市场价格,这个市场价格怎么形成的呢?众多的需求方和众多的供给方讨价还价形成一个市场价格,所以要求利率市场化就有对资金众多的供给者和众多的需求者独立的讨价还价,这时候形成一个市场价格。这个前提我们不存在,因为金融市场是垄断的,不能随便进入的。而且中国的银行资金的供给者数量远远不够,一个是垄断,一个是数量不够。在这种条件下就不可能有市场化的进展,所以这个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你怎么往前推进的?推进的办法就是取消垄断,不只是资金的价格,比如打电话的价格,没有竞争的话不可能市场化。铁路的价格有竞争吗?铁路只有一家,铁路不可能市场化,只能政府监督它定一个票价。所以资金和铁路还不一样,因为大大小小企业个人都跟资金金融的供给有关系,坐火车的人一年就是十几个亿,但是金融业参与的人很多。所以市场化关系到大家的好坏利益非常大,迫切的需要进入,要取消垄断,要有公平、自由的买卖、自由的进入和没有特权的平等竞争,这个市场化自然就来到了。
我觉得温州也有可能先走一步,这有可能。
吕鸿涛:温州有可能会先行一步,周院长,去年温州有很多民间资本的乱象,比如放高利贷,有些企业主拿着很多钱跑路的现象。当在温州推出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之后,有没有可能更加规范的让温州的民间资本有更好的融资渠道?
周林:我觉得中央就是希望往这个方向发展,民间金融,刚才茅老已经说了金融市场一定要开放,要允许准入。只是靠几大国家银行或者地方政府支持的银行,那肯定不可能造成一个市场。现在温州开始允许民间的资本进入,条件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允许他们可以和其他的国有银行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这也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有了以后,原来碰到高利贷的,在温州很多都是民间、都是地下,不透明的,但你一旦把它摆到台前来,让投资者、受款者把信息都披露的话,这个情况会好很多。而且当市场加入的多了以后,原来高利贷是受限制所以扭曲的造成了高利贷的情况,高利贷慢慢也就会下来,应该是下到很多企业,它实际上是可以承受的,而不会变成大家都在圈钱、非法的活动。
当市场开放的时候,我们叫是高利贷,实际上是自由的让市场产生利率化,如果比其他的高一些,那也是正常的现象。
吕鸿涛:如果从企业金融层面来看,是不是能够给企业增加一个更好的融资渠道呢?您怎么看?
潘英丽:刚才对于利率市场化,我再补充两个看法。温州的改革其实是呼吁了很长时间,它的性质应该是让地下或者非正规的金融浮到地面上来,纳入到原来的金融监管的渠道当中,可能避免金融风险或金融秩序混乱的状态。民间的资金融通承认你的合法性,民间的金融机构得到发展,同时纳入到它监管的范围当中来,利率肯定是让他们自己议价的,可能就会让它采取市场化的利率。
另外,正规的或者是官方的银行市场,这个利率的变动实际上已经开始浮动了。利率市场化主要一定是存款利率没有市场化,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存款利率也在松动,很多理财产品包括大的存款人的存款价格全上浮了。从政府角度来讲,放开利率或者利率市场化的话,主要会引起银行以及企业的资金成本的上升。目前银行有风险,可能经济下行的过程当中不良资产会增加,企业的经营状况会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利率市场化就导致资金成本在上升,就给金融机构、给企业增加一个新的压力。所以从这种背景来看好像放开比较困难。当然我个人倾向是逐步放开,存贷款利差逐渐的缩小,贷款愿意上浮,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风险定价是可以自己定的,存款利率之间的利差可以缩小。
你刚才讲拓宽融资渠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很多的业态,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资金状况有两种局面,一种是我们称为流动性泛滥,还有一种是流动性干旱。它的原因在哪里?有抵押品的流动性很充足,房地产、制造业,只要有像样的抵押,银行都愿意给钱。农业的经营存在不确定性,中小企业的财务报表不透明,服务业没有什么抵押品,高新技术也是不确定的,对于这些领域银行很难提供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基金,还有租赁等各种各样的业态需要发展,以便适合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资金融通的性质,这个需要加大力度拓宽。
周林:在中国企业主要的融资手段还是通过银行,但是你看美国,它大多数的企业融资是通过资本市场。中国要鼓励创新型的社会,要鼓励创业,肯定是通过资本市场,而不是通过银行。另一方面是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于促进中国真正的变成一个创新型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企业老是靠银行借款也是不行的。在资本市场开放之前,还要有VC,还要有PE,这整个一套会促进中国真正成为创新型的国家,是一个健康的金融业态。
吕鸿涛:台下有观众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资本的流动化使得部分欧洲国家是濒临破产,因此中国的金融决策层制定了一个宏观审慎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之下制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中长期战略目标。比较关心交大在私募投资研究,有没有参与到这个战略?是怎么思考的?
周林:我们有一个交大的私募培训班,来帮助对私募感兴趣的人,或者是有的想通过私募能够融资,对他们提供各方面的帮助。但是不是参与到国家在制定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则,对于私募基金的管理等各方面,这个相对来说我不是特别的了解,有些教授可能自己做了研究项目,的确有这方面的内容。
吕鸿涛:还有一个观众问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中国当前所遇到的状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中国控制的资源太多,包括不同的行政审批,包括土地和国企的资源垄断。如果要改善这种状况就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减少审批的程序。潘教授,您认为这样的思路是否正确?因为有很多名企业想进入各种行业当中,会看到看不见的种种门槛,有一个玻璃天花板。
听众:这个问题是我提的,我解释一下。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中国建国以来对腐败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这种措施花费的成本和精力是不可想象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我们的党和政府投入这么大的决心和精力来整治腐败。但是腐败的问题是越来越多,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包括三块。第一是大量的行政审批,第二是控制了全国的土地,第三是有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这就是我们中国腐败的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我们怎么最终克服治理腐败?除了加大以前所做的这些措施之外,另外怎么样才能减少对这三个核心问题的控制?达到长治久安的解决腐败问题。这是我的观点,请问各位嘉宾,这种观点对不对?
潘英丽:我做一点评价,总的同意你的观点,政府管经济管得太多一定是腐败的土壤,所以你讲了这三个领域,确实是这样。现在最难的是政府职能的转换,有人曾经说过,好像是北京某一个处长说的,他说审批怎么可以放松呢?放松审批谁请我吃饭呢?政府放松审批制度或者逐步减少审批,其实是一个博弈。所以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敏感不能说的事,也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目前最适合推进的是财政的民主化,增加透明度,这个钱从哪里来的,你花到哪里去了,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让老百姓有监督的权利,这可能是目前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可以做的事。
吕鸿涛:再来看本次论坛的最后一个问题,云南省政府驻深办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副主任。他说成为金融中心的条件有哪些?如果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比如云南要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有可能吗?这种提法正确吗?
潘英丽:我前一段出了三卷本的关于金融中心的书,我们做的研究成果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其实我们讨论下来有6个地方是符合条件的。一个是重庆,第二是武汉,还有一个是西安,另外是深圳、上海和北京。我这个金融区有比较多的金融机构在这里办公,你也可以叫做金融中心。我们讲的金融中心主要是在一个地区,通过资金的集聚和复苏,它是覆盖一定地域的资金配置的中心,这是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定义。
你可以说每个省的省会城市都是金融中心,你当然是这个省的金融中心,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讲的地区性的金融中心要覆盖几个省,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用制度,因为资金是跨时期的一种交易活动。假如一个地方诚信方面有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老是帮助企业逃债的,在这种地方金融机构是不愿意过来的。所以恐怕金融中心会有很多的条件,一个是经济本身比较活跃,第二是这个地方的制度、金融生态环境比较好,这是很重要的两个条件。
吕鸿涛:问一下周院长,云南驻深办的副主任想请教一个观点,如果云南想做一个区域的金融中心,有哪些工作是应该做的?
周林:如果你看美国,它有50个州,但是真正可以称为金融中心的城市有几个,包括纽约、芝加哥、费城,费城有一些交易,西部可能是在旧金山、硅谷附近。作为国家的布局,在一个区域没有必要说有几个省要办一个金融中心。但作为地方政府,它可能还是想有所作为,而且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活动还是通过地方政府来进行的,而地方政府如果占主导地位,它的经济要发展,它势必要有金融的支撑。所以往往产生了一种情况,中国所有的各个地方、省市都想做自己的金融中心。但从国家布局来说,显然是没有这样的,中央已经定了上海变成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也是要继续保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不是每一个省份都要变成金融中心?不是特别有必要,到底是多少为好?潘教授说是6个,肯定是考虑到各个区域经济的特性和各方面的发展。但一定是每个省都要建立金融中心的话,可能不一定是必要的。
提问:这个问题是我提的,我补充一下。谢谢各位经济学家和教授,我提这个问题不是根据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中心,我主要是根据现在国务院给云南批复了,将云南建成我们国家面向东盟、东南亚的一个桥头堡。现在云南从原来比较欠发达的经济地区的后方,现在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方。这次北京的两会,云南省委书记在两会期间提出将云南建成面向东南亚东盟的一个金融中心,就是我们国家面对的金融中心。对于这个问题,想请问各个专家,我们现在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东西,而且怎么去建,有哪些条件,所以我们感到非常困惑。
吕鸿涛:面向东南亚地区,面向东盟区域建成金融中心,已经得到这个批复了,国家是允许的。有哪些具体工作去开展呢?
潘英丽:我个人感觉金融业的发展要和它的经济发展相吻合,你这个地区经济发展对金融的服务提出了什么样的需求,怎么通过相应的政策来促进这方面的金融发展。
吕鸿涛: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互动!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和《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共同举办的“《中国未来经济展望与金融改革》上海交大安泰EMBA管理论坛深圳站”的论坛活动就到此圆满结束,我们的论坛还将在全国其他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密集展开,我们相约下一站再见!同时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所有出席此次论坛的领导和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最后有请参加本次论坛的领导和嘉宾上台合影留念。(完)
每经网主持人: 上海交大安泰EMBA管理论坛深圳站是由上海交大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和《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共同主办,论坛将围绕“中国未来经济展望与金融改革”的主题,共同探讨2012年的宏观经济形势,解答经济、改革、民生、产业发展等热点问题。
论坛时间:
2012年3月31日(周六)13:30-17:30
演讲地点: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宴会厅(益田路4088号)
出席本次论坛的主讲嘉宾:
著名经济学家,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 茅于轼先生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周林先生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潘英丽女士